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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80年代进行“拨改贷”之后，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资本再注入渠道减少了。拨改贷之前固定资产投资是由财政拨款的，同时财政每年还向企业增加定额流动资金。这些实际上都是企业出资人（国家财政）以不同形式定期不定期地在向国家所管理的企业增加资本金投入，只有超定额的临时性的流动资金需要才向银行贷款解决。因此在那个时候，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通常不会太高，所谓企业高杠杆的问题、融资难的问题一般也就不存在。实行“拨改贷”之后，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吃大锅饭，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有助于把银行和企业各自办成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但问题是没有随之建立起企业资本金的补充机制，这就造成了企业随着生产的发展，随着规模的扩张，杠杆率（负债率）不断的上升。杠杆率高了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低下当然也就会影响到企业继续融资的能力。

第二，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变数？第一个我们理财子公司现在还有非常大的困扰，未来的老产品全部下架，我们的新产品还有30万吗？这个是对我们现在非常大的挑战，我们的子公司也就几家、几个月，现在看推广的过程其实并不是一些同行解读的一马平川、完全碾压，我们的投资者接受还是比较困难的。

2018年，在各级行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各部门的支持帮助下，段柳平带领东湖支行全体员工一步一个脚印，始终围绕“夯实基础，内提外拓”的工作思路，发扬“奋斗+落实”的工作精神，个人金融资产、储蓄存款、客户发展、私人银行业务、代发工资业务、电子银行、信用卡等多项指标发展成效显著，出色地完成上级行下达的各项任务，网点先后荣获省行“个人金融业务竞赛优胜网点”“客户发展先进单位”等多项奖项，网点业务经营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纪冰：那挑战是什么？赵曌：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运作有不少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挑战，我说两个点。一是对于真的希望要在国内有长足发展的海外机构，最重要的是解决人才的问题，海外的机构希望在国内可以找到一个“十项全能”的人才，就是既可以懂得外资公司的文化，又懂他的语言，又对国内的市场非常的了解，在美国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在国内和大家交流的时候也可以交流的非常好。我觉得这方面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这个是一方面。

根据央行上海管理部发布的最新数据，7月末，香港人民币存款6075.77亿元，比6月末增加230.56亿元，增幅为3.94%。7月末，香港所有货币存款余额129455.4亿港元，环比下降0.1%；外币存款余额62171.91亿港元，环比下降0.42%；人民币存款占香港总存款和香港所有外币存款的比重与上月基本保持稳定，分别为5.47%和11.39%。

而今日任正非再次签发邮件谈及此事，他表示，三十年来华为从一毛不毛发展到今天走向世界前列，华为员工特别是研发员工，都是干得非常好的，HR也是非常努力的。他提出双方“要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协商沟通调整。战时时期不宜大风大浪、大起大落、波涛滚滚，改革要静水潜流。”